苏砚出院那天，天是灰的。
不是那种山雨欲来的暗灰——是更轻的、更薄的灰，像谁在天上蒙了一层旧纱布，把阳光滤得干干净净。风从医院停车场尽头的梧桐树梢上穿过，带着一股潮湿的土腥味。树叶还没黄透，有几片等不及了，提前松了手，打着旋儿在她脚边。
她站在住院部大门外的台阶上，换了一身自己的衣服。一件黑色的薄毛衣，领口露出一截白色的打底衫，干净、利，就是瘦了一圈，毛衣的肩线往下垮了半指，空荡荡的。
伤口已经拆线了。右肩胛骨下方，一道还没完全褪去粉色的疤痕，像一枚被水洗过的枫叶，安静地贴在她后背上。医生恢复得不错，三个月之后疤痕会慢慢变淡，一年之后不仔细看就看不出来了。她当时躺在病床上听完这番话，了声“谢谢”，然后转过身去对着窗外，面无表情地待了一整个下午。
陆时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
伤疤淡了又怎样。有些事情，不是疤痕褪了就能当作没发生过的。
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台阶拎着一把长柄黑伞。他的西装外套搭在副驾椅背上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领带松了两指，像是从哪个会上直接跑出来的。事实上他确实是。律所合伙人会议开到一半，他看了眼墙上的钟，站起来了句“抱歉，我有个重要的事”，丢下满桌人走了。那个“重要的事”就是来医院接一个人。
苏砚走下台阶，在他面前停住。
两个人之间隔了大概半步的距离。她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她的眼睛结果。可她的眼神已经重新变得很稳了，像一把刀收回了鞘里，把锋芒压在深处，只留一截冷铁的光。
“合伙人会议怎么办？”她问。
“让他们开着。”
“你今年的分红可能要少一成。”
“那就少一成。”
苏砚没再什么。她伸出手，不是去握他的手，是从他手里把那把伞拿了过来，拿在手里掂了掂。黑色长柄，木质的弯柄被磨得发亮，沉甸甸的。她低头看着伞，忽然问了一句毫不相干的话：“这把伞你用了多少年了？”
“七年。怎么了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她着把伞柄往自己肩上轻轻一敲，像在试一件刚买的东西是否顺手。然后她绕过车头，拉开副驾的门，坐进去。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是怕吵醒什么人。
陆时衍站在车外，看了一眼她坐进去之后留在车窗上的侧影，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。不是钝痛，不是酸涩——是一种很安静的软，像一块冰在温水里慢慢化开。
他上了车，发动引擎。
“回公司？”他问。
“先去个地方。”
“哪儿？”
“我时候住过的地方。”
---
车子开进老城区的时候，苏砚一直没有话。
她把车窗摇下来一半，右手搭在车窗边沿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车门。风吹进来，把她额前那几根碎发吹得一飘一飘。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五六层的旧式居民楼，又从居民楼变成了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。推土机停在废墟边缘，铲斗搁在地上，像一个累倒了的怪兽。残垣断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，被雨水泡过，红纸褪了色，褪成一种不上来的脏粉色，上面的字倒还清晰——“福”。
“左拐。”她忽然开口。
车子拐进了一条窄巷子。巷子两边是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单位宿舍楼，六层高，外墙原本贴的是白色瓷砖，现在瓷砖掉了一半，露出炊烟和尾气熏成了深灰色。每家的阳台都封了防盗网，防盗网里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——旧花盆、空油桶、一辆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儿童自行车，前轮没了。
“停。”她。
车停了。苏砚没有马上下车，而是坐在座位上，从车窗里望着那栋楼。四单元，三号楼的四单元。门口的防盗门早就没了，门洞黑漆漆的，像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眶。门洞边上的墙上，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跳房子格子，数字写到“6”就断了，后面留下一截空荡荡的线条。
她推开车门，走下车。陆时衍跟在她后面。
她站在那栋楼前面，仰头看着四楼。
“我家以前住四楼。401。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不是在回忆，是在陈述，像在念一份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的文件，“三室一厅，七十平米。客厅的窗户朝东，早上有太阳。我爸朝东好，紫气东来。我妈朝东不好，晒一上午，下午就暗了。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吵了一架。最后我爸——那行，以后买房子让你挑朝向。我妈——一言为定。后来就再也用不着挑了。”
她收回目光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尖。
“十岁生日那天，有人来家里搬东西。一群人冲进来，查封了公司，封了房子，把我家里能搬走的东西全搬走了。搬不走的就贴封条。我妈抱着我站在走廊里，看着他们把沙发抬下楼。我爸站在楼下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，被两个人架着胳膊。他回头看见我，笑了。笑得跟没事人似的。他——砚，别看。去看天上。天上有云。”
她转过身，看着陆时衍。
“那之后不到三个月，他就在这栋楼的天台上跳了下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