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7月15日，上午九点。
台北，大稻埕。细雨如织，将这座刚刚从台风“海棠”肆虐中苏醒的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薄纱之中。街道两旁的榕树垂下气根，在风中瑟瑟发抖，偶尔有几辆吉普车疾驰而过，溅起浑浊的泥水。
陈明月拄着一根木棍，一瘸一拐地走在迪化街上。她的左腿膝盖以下缠着厚厚的绷带，那是昨夜林默涵用衬衫下摆为她包扎的，此刻已经被雨水浸透，隐隐散发出一股血腥与草药混合的古怪气味。
她现在的身份是“林陈氏”，一个从台南来台北探亲的乡下妇人，丈夫在铁路局工作。这是组织提供的备用身份，虽然粗糙，但在眼下这种全城戒严、特务横行的时刻，却是最安全的伪装。
昨晚与林默涵分手后，她沿着溪流向北跋涉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天蒙蒙亮时才搭上一辆运煤的卡车，颠簸着来到了台北。
“阿婆，要买点什么吗？上好的蓬莱米哦！”
路边米店的老板娘热情地招呼着，眼神却在陈明月那条受伤的腿上停留了一瞬。
陈明月摇了摇头，压低斗笠，加快了脚步。她能感觉到，自从进入大稻埕的地界，那种被人窥视的感觉就如影随形。这不仅仅是受伤带来的虚弱，更是一种长期潜伏者的本能直觉。
魏正宏的网，已经撒开了。
昨夜在山洞里，林默涵判断魏正宏在台北有内线，这一点陈明月深以为然。从火车站到迪化街，短短几公里的路程，她已经看到了三拨巡逻的警察，还有两辆挂着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在不远处徘徊。
更要命的是，街角的电线杆上，已经贴出了新的通缉令。
陈明月装作系鞋带，蹲下身子，借着积水的倒影瞥了一眼。
通缉令上的照片虽然模糊，但那副金丝眼镜和清瘦的面容，分明就是林默涵——或者，沈墨。
“悬赏五万银元，捉拿匪谍沈墨……”旁边一个卖烟的贩正唾沫横飞地跟人八卦，“听这个人可是个狠角色，在高雄杀了三个特务才逃出来的！”
“五万银元？我的天，那都能买一栋楼房了！”
“可不是嘛！不过这年头，钱是烫手的。谁敢藏他，那就是满门抄斩的罪名。”
陈明月站起身，心脏狂跳。五万银元，这在1953年的台湾，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。这笔赏金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铤而走险。她必须尽快找到“青松”，否则别完成任务，就连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障。
“青松”是他们在台北的最高联络人，公开身份是大稻埕一家“永昌参茸行”的掌柜。接头暗号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回应是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。
但这套暗号是三个月前制定的，按照林默涵的谨慎性格，在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后，很可能会启用紧急预案。
果然，当陈明月来到迪化街一段127号时，发现“永昌参茸行”的大门紧闭，门上挂着一把大锁，旁边的砖墙上用粉笔写着“歇业迁址”四个大字。
人去楼空。
陈明月的心沉了下去。是“青松”被捕了？还是他预感到危险，主动撤离了？
如果是前者，那么意味着台北的地下网络可能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；如果是后者，那林默涵的计划就会空。没有电台，没有新的脚点，他们就像是被抛入大海的两叶扁舟，随时可能倾覆。
她不敢久留，转身走进旁边的一条巷弄。这条巷子叫“民生西巷”，狭窄而幽深，两侧是连排的日式木造房舍，住的多是些底层劳工和商贩。
按照原计划，如果“永昌参茸行”无法接头，就去巷子深处的“王记理发店”，找一位姓王的师傅，用“刮胡子”作为二次接头的暗号。
陈明月走到理发店门口，透过玻璃窗向内望去。
店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两个顾客坐在椅子上理发。那位王师傅正拿着剃刀，神情专注地在一位老先生脸上涂抹肥皂沫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，平常得有些诡异。
陈明月没有贸然进去。她靠在对面的墙上，假装躲避雨水，眼睛的余光却紧紧锁住理发店的每一个角。
她注意到，在理发店斜对面的二楼窗户后面，有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正端着茶杯，看似悠闲地品茗，但那双眼睛却时不时地瞟向理发店的门口。
那是军情局的人。
而且，在巷口还有一个卖香烟的摊贩，他的香烟摊子摆得极其随意，但陈明月敏锐地发现，他每隔几分钟就会调整一下身姿，确保视线能覆盖理发店的正门。
这是一个标准的钓鱼执法局。
“王记理发店”已经被控制了。
陈明月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她没有露出丝毫慌乱，甚至还在嘴里哼着一首闽南语歌谣，慢悠悠地转身离开。
走出巷口，她拐进了一家布庄。
“阿婆，要买布吗？这是刚到的日本花布，漂亮得很！”店员热情地迎上来。
陈明月摇了摇头，指了指角里的一架缝纫机：“我想借用一下厕所，肚子不太舒服。”
“哎呀，厕所在后面，您请便。”
布庄的后院有一个简陋的旱厕。陈明月走进去，并没有解手，而是迅速从发髻中取出一根细如牛毛的铜丝——这是她最后的工具。
她撬开后窗的插销，翻身爬了出去，在一条更的排水沟旁。
此时此刻，她必须做出决断。
按照林默涵的命令，她应该去找“青松”。但现在看来，“青松”这条线已经断了。如果继续在台北寻找组织，无异于自投罗网。但如果她不去寻找组织，就无法传递情报，昨夜在山洞里吞下的那份关于“台风计划”的碎片信息就会失去意义。
更重要的是，林默涵孤身一人前往台中，一旦他在途中遭遇不测，整个潜伏计划就会彻底崩盘。
陈明月靠在潮湿的砖墙上，脑海中闪过林默涵在山洞里对她的话：“活下去。只有活下去，才能看到黎明。”
不，不能坐以待毙。
她想起了另一个名字——“老赵”。
老赵是高雄地下党的负责人，虽然已经牺牲，但他的妻子“赵嫂”还在台北。赵嫂经营着一家的豆浆店，位于万华一带。在极端情况下，赵嫂可以作为最后的应急联络点。
虽然这违反了“单线联系”的原则，但在生死关头，原则必须为人命让路。
陈明月整理了一下衣衫，拄着木棍，朝着万华的方向走去。
雨越下越大，台北的街道变成了河流。
当她艰难地走到万华的广州街时，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。一路上，她绕了无数个圈子，确认没有被跟踪后，才来到了那家名为“好滋味豆浆店”的铺子前。
店铺很，只能摆下四五张桌子。此时正值午后生意清淡的时候，店里只有零星几个客人。
陈明月走进去，找了个角的位置坐下。
“来一碗豆浆，两根油条。”她道，声音沙哑。
柜台后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抬起头。她围着围裙，手上满是面粉，脸上带着常年劳作的疲惫。这就是赵嫂。
赵嫂看了陈明月一眼，目光在她腿上的绷带停留了一瞬，然后淡淡地道：“豆浆刚煮好，您稍等。”
陈明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按照规矩，她应该一句：“赵嫂，这豆浆甜不甜？”如果对方回答：“甜得像蜜糖。”那就证明身份无误。
但赵嫂什么也没，只是默默地盛了一碗豆浆放在托盘上。
陈明月的心沉到了谷底。难道赵嫂也出事了？
就在赵嫂端着豆浆走近时，她突然脚下一滑，手中的托盘猛地向前倾倒。
“哗啦——！”
滚烫的豆浆泼了陈明月一身。
“哎呀！对不住对不住！我真是该死！”赵嫂惊慌失措地喊道，连忙放下托盘，伸手去擦拭陈明月身上的豆浆。
就在这一瞬间，陈明月感觉手心被塞进了一张纸条，同时耳边响起赵嫂极低的声音：“后门，快走。有人盯梢。”
陈明月浑身一僵，但立刻反应过来，顺势站起身，大声抱怨道：“你怎么搞的！我的衣服都脏了！”
“对不起姐，我赔您衣服，我赔您……”赵嫂一边道歉，一边推着她往后门走。
陈明月被推到了后厨，穿过油腻腻的灶台，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。门外是一条昏暗的防火巷。
她刚踏出去，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——赵嫂将那扇木门从里面拴死了。
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！”
巷口突然窜出两个彪形大汉，拦住了陈明月的去路。他们穿着便衣，但那股子阴鸷的气息，明显是军情局的人。
陈明月的心彻底凉了。她环顾四周，这是一个死胡同，前后无路可走。
“这位阿婆，请问看见有人跑过去了吗？”其中一个特务皮笑肉不笑地问道，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枪套。
陈明月知道，伪装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她缓缓举起双手，那只握着木棍的手微微颤抖。
“两位先生，我只是个买豆浆的客人，不心滑倒了，跑什么呀？”她试图用轻松的语气化解紧张的气氛。